魏晋南北朝时期所修纪传体史书，基本体例虽因袭前代，但却有不少重大突破，不仅开创了新体例，而且创立了一系列新纪、传和新志目，《三国志》《后汉书》《魏书》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作。
《三国志》的新体例：
陈寿为适应三国鼎立的时代特点，将三国合为一书，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新体例，不失为一项创举。陈寿前后，有关三国史的著述甚多，如鱼豢的《魏略》、王沈的《魏书》、孔衍的《魏尚书》、孙盛的《魏氏春秋》、韦昭的《吴书》、杨戏的《季汉辅臣赞》等，这些书或仅限于一个地区，或把叙述大统一王朝的史书体裁生搬硬套过来，只承认魏国为正统，而斥吴、蜀为“僭伪”，根本不能如实地反映当时历史的本来面目。陈寿则不然，他从历史的全局着眼，而把魏、蜀、吴三国视为各自独立的国家，分别写成三部书，合称《三国志》。由于晋承魏禅，陈寿又为晋臣，巨大的政治压力迫使他不得不以魏为正统，而采取以魏国诸帝为纪，以吴蜀两国君主为传的写法。然而，他并不视吴、蜀为“僭伪”。清代学者钱大昕说：“夫晋之祖宗所北面而事者，魏也。蜀之灭，晋实为之。吴蜀既亡，群然一词，指为伪朝。乃承祚不惟不伪之，且引魏以匹二国，其秉笔之公，视南董何所让焉。”[21]惟其如此，故为吴蜀君主作传，亦皆编年记事，按史家的惯例，这样的“传”等同于“纪”，名异而实同。且陈寿之尊蜀不亚于尊魏，书中称蜀二君，曰先主、后主而不名；蜀之甘皇后、穆皇后、张皇后，皆称后。陈寿之良苦用心，由此可见一斑。清人朱彝尊指出：“（陈）寿独齐魏于吴蜀，正其名曰三国，以明魏不得为正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