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胡适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对“十教授宣言”进行抨击。他指出，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中体西用”的“最新式的化装”，是张之洞《劝学篇》的翻版。“根据中国本位，不正是中学为体吗？采取批评态度，吸收其所当吸收，不正是西学为用吗？”指出十教授说是不守旧，其实是在折中调和的时髦外衣掩饰下主张复古。辛亥革命以来，每一次大震动，顽固势力总忧虑“中国本位”的殒灭，要维持“中国本位”。何键、陈济棠、戴传贤要维持那个“中国本位”，十教授也只是要维持那个“中国本位”。不过，他们都以时髦的折中论调作烟幕弹，十教授的宣言“正是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最时髦的表现，时髦的人当然不肯老老实实的主张复古，所以他们的保守心理都托庇于折中调和的烟幕弹之下”。“陈济棠、何键诸公又何尝不可以全盘采用十教授的宣言来做他的烟幕弹？”所谓“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取长舍短，择善而从”等时髦论调，都不过是遮掩其保守心理的烟幕弹。胡适指出，十教授不必担心“没有了中国”，不必焦虑中国文化的特征失去了，“中国今日最可令人焦虑的”恰恰是“处处都保持中国旧有种种罪孽的特征，太多了，太深了”。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全力欢迎和接受西方的近代文化，借它的朝气锐气冲击洗涤固有文化的惰性和暮气，而不是维持那个“中国本位”。胡适对“十教授宣言”为封建复古派“施放烟幕弹”的实质的揭露是尖锐和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