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理论迷误之二：“历史真实”歧义种种
20世纪的40年代初与60年代初，文艺界先后开展了两次大型的关于历史剧的讨论。第一次讨论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这一年的7月14日，由《戏剧春秋》杂志的主编田汉邀请并主持，先是举行了一次“历史剧问题座谈会”，参加者有茅盾、欧阳予倩、柳亚子、胡风等当时文坛上的著名人士，并在当年的《戏剧春秋》第2卷第4期上，推出了“历史剧问题特辑”，引起了文艺界的广泛关注。郭沫若、陈白尘、葛一虹、刘念渠等人也先后著文发表自己就这一问题的看法。当时颇有影响的杂志《戏剧月报》《戏剧时代》《戏剧与文学》《文艺生活》《文艺月刊》等，也纷纷刊发关于历史剧的讨论文章，历史剧问题一时成为抗战文坛上的热点理论问题。
第二次大讨论则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60年下半年至1961年上半年，出于当时特定的时代需求，讨论的热点问题除了“历史真实”以外，还加上了“古为今用”“如何表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等问题，但最受关注的依然是“历史真实”这个“老问题”。在这次讨论中出现的一个颇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是吴晗提出的历史剧既是“艺术”，又是“历史”的看法。他首先在《谈历史剧》一文中提出：“历史剧必须有历史根据，人物、事实都要有根据。……人物、事实都是虚构的，绝对不能算是历史剧。人物确有其人，但事实没有或不可能发生的也不能算历史剧。在这一点上，历史剧必须受历史的约束，两者是有联系的。”[16] 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吴晗认为历史上曾广泛流传的《杨门女将》《秦香莲》《封神榜》《西游记》等，都不能称为历史剧，而应分别纳入“故事剧”“神话剧”的范畴。顾及到可能的反对声音，他还特意声明说：“故事剧、历史剧、神话剧各有其作用，这里并不发生地位高低的问题。《杨门女将》这类戏不算历史剧，只能算故事剧，仍然是好戏。……成千上万的观众只问这个戏好不好，并不考虑是历史剧还是故事剧。”[17] 应当承认，吴晗敏锐地看出了取材于历史史实（记载）与取材于神话传说之中的历史文学，的确是不同的，但他却忽略了历史与文学之间的本质区别。他对历史的看法也体现了近代西方“科学历史观”的某种狭隘化与片面化。虽然今天再来评价吴晗观点的正确与否已无意义，但吴晗的看法在当时却得到了不少学者的支持，这本身就已说明“把文学当历史”的思维惯性是如何深入人心的了。至于李希凡、王子野等人对吴晗的反驳，所强调的也只是“历史剧是艺术，不是历史”这一常识。类似的观点郭沫若早在40年代就已表述得很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