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撰述的重点是汉武帝太初以后的史事。《汉书·叙传》说：“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从西汉建立至武帝太初，约百年，《汉书》续作了太初以后约130年史事，这是班氏父子的贡献，尤其是班固的贡献。班固的贡献还在于，他对《史记》所记太初以前的史事也有所补充、调整。
第三，内容恢宏，结构严谨。班固说，他对高帝、惠帝、高后（吕后）、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十二世230年历史，“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这几句话，概括了《汉书》的内容、结构和思想主旨。在内容上，它写出了西汉皇朝的全部历史，首尾完整。在结构上，它去世家，改书为志，分纪、表、志、传四个部分。所谓“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是班固在撰述上的思想和要求，这在纪、表、志、传中均有反映，而以表、志尤为突出。《汉书》断代为史，但其纪、传在反映历史联系上，也注意到承上启下的问题。《高祖纪》后论反复引证前人的话，用以证明“汉承尧运，德祚已盛”，说明承上之所由来。《平帝纪》后论指出“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至乎变异见于上，民怨于下，莽亦不能文也”，一方面交代了“政自莽出”，另一方面说明了王莽无法掩饰的“变异”与“民怨”，下启光武中兴之所由来。至于王莽新朝政权的存在，《汉书》是以《王莽传》来反映的。《王莽传》实际是用了纪的体例，先是西汉纪年，后是新莽纪年，用以记述两汉之际的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