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政治权力的一种方法是将其广泛分配。鉴于被详细讨论过的多数人暴政的危险，这个方法可能不会奏效；但这些危险与人们通常列出的危险相比，可能小得多。民主政府的更大危险是它将会虚弱得难于应付整个社会重新出现的垄断，难于应付财阀、官僚、技术专家治国者、实力政治家等社会力量。从理论上讲，政治权力在民主国家是支配性的善，并且，它能够向公民们所选择的任何方向变换。但回到实践中，打破对权力的垄断又抵消了权力的支配性。政治权力如果不受公民们已经拥有和希望拥有的所有别的物品的牵制，那就不可能被广泛分享。因此，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民主在本质上是一个反思体系，反映着起主导作用的以及正在出现的社会物品的分配。[12]民主决策将受决定或支持新垄断的文化观念的影响，为了战胜这些垄断，权力将必须集中，可能它自己就是被垄断的。再一次地，如果想要实现由差别原则或别的类似的干涉主义规则给它定下的目标，国家就必须是非常强有力的。
但简单平等政体还是可以运转的。可以想见，一种或多或少的紧张关系存在于新的垄断与政治限制之间；存在于天才们提出的特权要求与差别原则的执行之间；还存在于执行代理人与民主宪法之间。但我怀疑困难会再现，在许多方面对个人特权唯一的及时救治将是国家主义，而逃脱国家主义的唯一方法将是个人特权。我们将动员权力来制约垄断，然后再寻找制约我们所动员起来的权力的方法。但不向占据战略地位的男人们和女人们开放占有和利用重要社会物品的机会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