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再举一个例子，以能比较完整地反映这种“推理”的逻辑结构。设想我说：“我觉得我应该把这本书还给琼斯”（我只是凭感觉说这话的），你可能就会问：“可是你真的应该这么做吗？”（你使问题转化成了一个伦理问题。）这时如果我有某种理由的话，我就会去思考并说出“理由”。开始我可能回答，我应该把书还给琼斯，“因为我承诺过中午以前还给他书”（S1）——这样把我的观点分类。如果你反复追问：“你真的应当这么做吗？”那么，我可以把陈述S1；与一个更一般的陈述（S2）联系起来作解答：“因为我向琼斯承诺过还书，所以我应当这么做。”如果你继续追问：“但是为什么你真的应当这么做呢？”我可以连续回答说：“因为我应当做我对他承诺过的事。”（S3）“因为我应当做任何我承诺过别人的事。”（S4）“因为所有人都应当做他们承诺过的事。”或者“因为这是一个承诺。”（S5）到（S5）之后就不能再提出问题了，因为当把提问的行为同一种社会所接受的实践联系起来以后，我们就找不到任何更为普遍的“理由”了。
（丙）各种义务之间的冲突
回答“这样做对吗”和“你为何应当这么做”这两个问题的直截了当的方法，只有在行为规则所规定的适当范围内，才能应用。然而，最有趣的实践问题是，我们在这些境况中常常会面临这样的境况：面对上述两个提问，一方通过事实证明而得出一种结论，另一方却又可以用事实把我们引向相反的结论。假如我花园地底下的焦炭堆在盛夏的某一天突然燃烧起来，人们会说：“这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是一种自发的氧化燃烧现象而已，你一定听到过干草自发起火的事吧？”这种解释可能令我满意，因为在焦炭堆起火和干草自发氧化燃烧之间作类比推理是比较严密、言之成理的。但是，如果事情发生在1月底，我就要对这种解释作出反驳：“在7、8月份你可以这么说，但在严冬就说不过去了。有谁听说过干草在茫茫大雪中起火呢？”这时，除非对方使我确信干草在雪中起火也是很常见的，否则我将要求对焦炭堆起火重新作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