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到哪里了？”上校问话的态度天真得像小孩子或者军人，因为真正的军人往往有赤子之心，而小孩子也往往有军人气息，尤其在法国。
“你说到在斯图加特，刚从监狱里出来。”代理人回答。
“你认识我的女人吗？”上校问。
“认识的。”但尔维点点头。
“现在她怎么样？”
“还是那么娇滴滴的。”
老人做了个手势，似乎把心中的隐痛硬咽下去；在战场上经过炮火，浴过血的人，都有这种克制功夫，使你觉得他庄严肃穆。他显得快活了些，因为呼吸舒畅了，等于第二次从坟墓里爬出来，把一层比当年盖在他头上的雪更难融化的雪融化了；他像走出地牢似的拼命吸着空气，说道：
“先生，倘若我是个美男子，绝不至于受那些苦难。女人相信的是三句不离爱情的男人。一朝喜欢了你，她们就百依百顺，替你出力，替你玩手段，帮你肯定事实，为你翻江倒海，无所不为。可是我，我怎么能打动女人的心？我的脸像个鬼，身上穿得像破靴党，不像法国人而像一个爱斯基摩人，但是一七九九年上我明明是个最漂亮的哥儿，我夏倍明明是个帝政时代的伯爵！……且说我被人家当作狗一般赶到街上的那一天，碰到刚才跟你提过的下士。那弟兄名叫蒲打。可怜他当时的模样和我半斤八两；我散步的时候瞧见了他，认得是他，可是他休想猜到我是谁。我们一块儿上酒店，到了那里，我一报姓名，蒲打就咧着嘴大笑，像一尊开了裂的臼炮。先生，他这一笑使我伤心到极点，它老实不客气让我感觉到自己面目全非，便是最感激最敬重我的朋友也认不得我了。我救过蒲打的性命，其实那是我还他的情分。他当初怎样帮我忙，也不用细表了。只要告诉你事情发生在意大利的拉凡纳。在一个不怎么上等的屋子里，我差点儿被人扎死，亏得蒲打救了我。那时我不是上校，只是个普通的骑兵，和蒲打一样。幸而那件事有些细节只有我们两人知道，经我一提，他对我的疑心就减少了。我又把奇奇怪怪的经历讲给他听。他说，我的眼睛我的声音都变了；头发，牙齿，眉毛，都没有了；惨白的脸色像害着白皮症。虽是这样，他提出许多问话，听我回答得一点不错之后，终于承认这个叫花子原来真是他的上校。他把他的遭遇跟我说了，其离奇也不下于我的；他逃出西伯利亚想到中国去，遇到我的时候便是从中国边境回来。他告诉我俄罗斯战役的惨败，和拿破仑的第一次退位。这个消息给了我极大的打击。我们俩都是劫后余生的怪物，在地球上滚来滚去，像小石子般被大风浪在海洋中卷到东，卷到西，卷过了一阵。把两个人到过的地方合起来，有埃及，有叙利亚，有西班牙，有俄罗斯，有荷兰，有德意志，有意大利，有达尔美西亚，有英国，有中国，有鞑靼，有西伯利亚；只差印度和美洲没去！蒲打比我脚腿轻健，决意日夜兼程的赶往巴黎，把我的情形通知我太太。我给她写了一封极详细的信，那已经是第四封了，先生！倘若我有亲属的话，也许不会到这个田地；可是老实告诉你，我的出身是育婴堂，我的履历是军人；没有遗产，只有勇气；没有家族，只有社会；没有故乡，只有祖国；没有保护人，只有上帝。噢，我说错了！我还有一个父亲，就是皇帝！啊，倘若那亲爱的人还在台上，看到他的夏倍——他老是那么称呼我的——像现在这副模样，他要不大发雷霆才怪。有什么办法！我们的太阳下山了，此刻我们都觉得冷了。归根结底，我妻子的杳无信息多半可以用政局的变动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