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体武认为:“古典的希腊和奥古斯都的罗马, 荷马和奥维德, 拉辛和奥泽罗夫的戏剧, 狄更斯的伦敦和普希金的彼得堡——这一切不断展现在读者面前, 忽而是作为一种联想, 忽而是作为诗的主题或情节。”汪剑钊指出, 曼德尔施塔姆自承, 他“从异国歌手的梦幻中接受了珍贵的遗产”, 异国的梦幻, 异国情调对他有着难以克服的诱惑。历史的影子或文学的人物在他的诗中长久地起着作用。他们在诗中时而是恺撒的“女性侧面像”, 时而是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固执的老头”, 时而是贝多芬, 时而是董贝父子, 时而是奥利佛·退斯特, 时而是荷马与奥维德, 时而是奥西安与拉辛, 以及苏马罗科夫、奥泽洛夫和巴丘什科夫等。然而, 正如俄国学者符·奥尔洛夫指出的那样:“他不是要修复以往文化的面貌。”奥尔洛夫还以曼德尔施塔姆的两句诗“我出生在罗马, 且它回到了我身边”为例, 对此具体加以阐释道:“不是我回到古罗马, 而是古罗马来找我, 在我的1916年, 来充当我精神世界的支柱。”因而, “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辞典, 似乎就是由这复杂的历史文化主题和形象的整个库存构成的。诗人借助这部辞典, 阅读现实生活现象。他用历史文化和艺术作品的形象为周围的现实‘再度施洗’。因此, ‘马的铁蹄’在当代彼得堡的街上, 能够向穿着笨重的棉袄的看门人反复讲述‘野蛮时代的原始野蛮’, ‘在四轮马车的行进中, 奥维德歌唱高加索雄健的大车’。在‘荷马诗体’中, 可以读到流溢在大自然中的怠堕的安宁。甚至还有这样的句子:山羊群‘委曲地走向山岗, 就像对罗马不满的军民’走向自己的阿芬丁。”由此可见, 曼德尔施塔姆是一个植根于古典文化的现代诗人, 他试图为贫乏的现代社会引进深厚的古典文化, 并以此改善、充实、提升现代人的文化和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