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就这两点而论，恐怕不能否认地理条件的变化对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重心由北向南转移所起的推动作用。长时期里，人们在说明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历史原因时，提出过一些很有价值的见解；但地理条件的变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似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有可能夸大其他方面的原因，从而产生片面的认识。片面的认识不能科学地说明历史。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正是为了避免这种片面性。至于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南北地位的变化，其具体表现若何？譬如，生产部门及产品的变化，人口分布的消长，行政区划的分合，粮食产量的升降，水利系统的兴废等，以及学校、书院的发展，印刷术的推广，从进士直到宰相各级人才的来源，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生活的丰富等，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问世[28]，本文不再一一论列。
当然，在中国历史上，地理条件的变化之影响历史发展进程，也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例如，由于地理条件的突然变化，有的民族因此一度遭到破败，有的民族甚至因此崩溃不振，由此引起一系列民族之间关系的变化。《通典·边防典·突厥上》记：贞观初年，薛延陀、回纥等“相率叛之”；颉利与突利之间产生“怨憾”；兼之“频年大雪，六畜多死，国中大馁。颉利用度不给，复重敛诸部，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多叛之”[29]。这段话指出了隋末唐初异常强大的突厥汗国，在贞观初年遭到覆灭的重要原因。陈寅恪根据《通典》和其他有关史料认为：“北突厥或东突厥之败亡除与唐为敌外，其主因一为境内之天灾及乱政，二为其他邻接部族回纥、薛延陀之兴起两端。”他还根据《唐会要·回纥》条所记载的“连年饥疫，羊马死者被地，又大雪为灾”[30]，以及其他有关史料，认为：自唐肃宗以后雄大起来的回纥，至唐文宗时，“天灾、党乱扰其内，黠戛斯崛起侵其外，于是崩溃不振矣”。类似的史实还见于《新唐书·吐蕃传》所记彝泰赞普执政时，“国中地震裂，水泉涌，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饥疫，死者相枕藉”，继因唐武宗会昌年间，“国人以赞普立非是，皆叛去”，终于在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奉表归唐”[31]。据此陈寅恪又认为：“吐蕃之破败由于天灾及内乱。”[32]像这种由于地理条件发生异常或骤变而影响到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或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地区与地区之间关系变化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也是应当被予以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