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教育内容的空疏。明初学校与科举皆为入仕正途，学校的教育功能得到较好发挥，由国子监出身而身居要职的人很多，并未形成科举独重的局面。然而随着科举日盛，科甲进士日重，学校成了储才以应科目之地，其地位也就日趋低下。虽然科举必由学校，客观上促进了学校数量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但又导致学校教育空疏、忽视实学的局面。从教育内容来看，与科举无关的内容被置于可有可无的境地，范围大大缩小。从教育方法来看，主要精力放在考试内容的记诵和试文程式的训练上。尤其是八股文盛行以后，科举取士皆以程文格式为范本，这种情况就更加严重。据焦竑《玉堂丛语·科试》载，嘉靖十一年（1532年）会试，“礼部尚书夏言上言：‘举子经义论策，各有程式，请令今岁举子，凡骋词浮诞，磔裂以坏文体者，摈不得取。’上从之。”这样，士子为了应付科举考试，往往无暇钻研经史，只读书商们刊刻的各种八股范本。从教育目的来看，士子都期望金榜题名，考中进士，居官为政。然而，科举考试以“文”取人，考试的内容多与日后任官理政没有多大关系。任官理政所必备的知识能力没有列入考试范围，学校自然也就不重视实学，久而久之必然要导致教育的空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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