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思想史研究与“现代性”问题
进入90年代，无论是余英时提倡的“内部研究”传统，还是衔接列文森思想史研究框架的诸多分析派别，均处于被质疑和被批评的地位，思想史研究也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萧条状态。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思想史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把50年代以来形成的乐观现代化理念作为衡量近代中国思想价值的唯一标准，而不是把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形成视为一种复杂多变、具有反思价值的开放式未定领域。“现代化”理论中崇尚的理性尺度一旦成为衡量思想优劣的普遍性标准，就很有可能自我封闭地成为一种意识形态霸权，思想史研究在其中的回旋空间就会显得非常狭小和局促。所以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史研究逐渐开始引入“现代性”反思的维度。引入这一维度的最大贡献，就是把现代化过程看作一个具有复杂构成要素的悖论式框架，而不是一种可以普遍遵循的完美解释体系。换言之，在90年代的思想史视野里，“现代性”被看作一个有待完成的方案，其内部充满了各种复杂冲突的可能性，评价现代性所依据的标准也不是已经具有封闭式的可以普遍实施的价值理念。这部分是出于哈贝马斯等社会理论家对现代化过程可以全方位地达致乐观结果的法定命题发生了怀疑。哈贝马斯把“现代性”方案与现代历史过程区别开来：现代化过程不能被看作现代性方案的完整实施，相反，这个过程包含了对“现代性”方案的歪曲、异化和压抑。后现代的一些学者如福柯，更是揭示了在人的解放、人道主义和自由理想的许诺背后所隐藏的权力支配和不平等的压迫关系。因此，在90年代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背景中，“现代性”概念被理解为一个悖论式的言说体系。现代性本身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这与80年代整个思想史研究完全依赖“现代主义”解释的单调状态已大为不同。汪晖曾经明确划分“现代性”的反思态度与“现代化”理论迷信者的真实区别。他抨击那些捍卫“现代化”的理论家把“现代性”与现代化过程混为一谈，做出一副卫道士的样子。他们一谈“现代性”的问题，就怀疑是否要回到旧时代，回到“文化大革命”，等等，足见这些理论家不是把“现代性”看作一个包含了内在冲突的结构来反省“现代性”，而是把“现代性”当作一个整体的目标加以肯定，借以捍卫这个时代最具霸权的意识形态。[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