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种说法有一种危险，即：它暗示着存在着一个优越的、理应受到特殊尊敬的个人阶层，他们被赋予了对社会进行道德批评的特殊权力。然而我在谈论“道德家”时，并没有预设这样一个特权阶层。“道德家”的头衔应该被理解为某种通过努力才能赢得的东西，而不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等级或职业的名称，它在性质上更类似于“公民”这个概念，而不同于“外科医生”这个概念。当然，说道德家类似于“公民”，并不是说人人都可以做道德家的工作，而只是表明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社会制度的发展并不需要具有特殊远见的天才，它需要的不是伟大人物的理想，而恰恰是普通人在日常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对过时的道德法典的不从，正是这种不从才导致了社会所需要的变革。这一事实与我关于“道德家”的概念并不矛盾，相反，它只是说，在从某种限制性意义上，我们都是道德家。因为人们拒绝服从的行为常常是基于他们对现行规则的反对之上的，任何人都无法看清能够引入的新规则是否更好。
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有这样一些历史阶段存在，在这些阶段个人的抵制显得势单力薄，而公众的意见又远远落后于社会发展——特权的优势蒙蔽了那些本来可以帮助其他人减轻痛苦的人们的眼睛。在这些历史阶段中，我们常常发现有某个杰出的历史人物脱颖而出，成功地履行了道德家的历史使命。但是，杰出人物要获得这样的成功，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他必须活在人们的心中，不是作为一个独行者、一个预言家、一个堂吉诃德式的狂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或者一个黑格尔式的学究那样活着，而是活在与他志同道合的人们中间。这样，他的同志们才能够通过与他交往，求教于他，同时又对他推出的治国方略进行不断的批评和检验，并根据他们的愿望和理解力来修改和完善他所提出的各种改革建议。他和他的同志都始终牢记伯里克利所坚持的原则：“我们都能够判断社会的政策。”［16］伯里克利或许是为数不多的政策原创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