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一次散步中，他发现了戈尔博老屋，受到那僻静的地点和便宜的房租的吸引，便搬过去住了。那里的人知道他叫马吕斯先生。
有几位前朝的将军和他父亲的老同事，认识他之后，就邀请他去做客。马吕斯没有谢绝，那是谈论他父亲的好机会。因此，他不时去府上拜访巴若尔伯爵、贝拉维恩将军，去残废军人院拜访弗里利翁将军。在那里聚会，或是演奏音乐，或是跳舞。马吕斯总穿上新装去参加晚会。然而，不是天寒地冻的日子，他决不去参加晚会或舞会，因为他付不起车钱，而上门时又想保持皮靴油光锃亮。
他有时这样讲，但毫无刻薄之意：“人天生就是这样，进人家的客厅，浑身是泥都没有关系，唯独鞋子不能脏。要人家热情地接待你，只需有一样东西无可指责：是良心吗？不对，是靴子。”
不是发自内心的各种热情，在幻想中无不化为乌有。马吕斯的政治狂热就是这样风流云散了。一八三○年革命，在给他满足和安慰的同时，在这一点上也起到了推动作用。除了好激愤这一面，他仍保持老样子，观点还是原来的观点，只是温和多了。确切地说，他只讲好感，而不持什么观点了。他属于什么党派呢？属于人类党。在人类中，他选择了法兰西；在国家中，他选择了人民；在人民中，他选择了妇女。那是他怜悯的主要走向。现在，他看重一个思想超过一种事实，看重一位诗人超过一个英雄。比起马伦戈战役那样的事件来，他更欣赏像《约伯记》那样一本书。而且，他沉思遐想一整天，傍晚沿环城大道回家，透过树枝窥见无垠的空间、无名的光亮，窥见幽邃、黝黯、神秘，就感到一切人事都十分渺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