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超越区域化取向，建构历史演进理论的整体视域。余著直言“并没有采用当下流行的地域史研究路径，将清代的卫生置于特定的地域脉络中来展开”。余新忠探究的对象显然主要集中于江南的苏、沪、杭、宁和华北的京、津都市地区(这既有研究者自身学术积累的因素，也有资料相对集中的因素),但其研究的视野却是整体性的。正如余新忠所说，“当时的江南和华北的京津地区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引领国内发展潮流，相对具有示范意义”。而且，就清代卫生防疫机制而言，虽然不免地域的差异，但从学术研究的积累而言，还谈不上“值得从地域的角度来加以论辩的一般性叙事”。地域研究取向，“势必会弱化对卫生这一专题系统而全面的探究”③。在具体研究的展开过程中，他特别警示自己力求避免学界流行的区域化取向，因为这类对于区域历史特性的简洁归纳，难免会陷入学术上的“假问题”之中，常常是把水越搅越浑。①类似的区域化研究取向，对于真正的学术研究的提升实际上难有贡献。②此外，他还自觉地从研究方法上避免对史料的片断性取舍和主观性择取，认为“以‘选精’‘集粹’,甚至断章取义的方法从众多的史料中挑选出自己所需，以此勾勒了疾病、医疗的发展史或其中的某一面相，并将其视为客观的实在。对资料的来源和背景几乎不作考订和分析，更不能认识到自己的勾勒其实不过是自己带有某种观念的重构和解释”③。因此，余著旨在超越地域与城乡差异，而注目于“卫生观念和行为及其发展趋势在中国社会的相对一致性”④。正是在超越区域化的“碎片”取向中，社会—文化的共性特征和历史演进趋势，得以整体地呈现和揭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