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一提示的回答，实际上更一般地说，是对相对主义和透视主义的回答，不得不从被看作传统的历史中某一种特殊的事件开始，但在迄今归类过的那些传统中间还无法找到这种特殊的偶发事件。然而，正是以传统的信奉者对这种事件的反应方式，以及伴随其反应的失败或成功，传统才获得或未能获得理智上的成熟。我在其他地方将这种偶发事件取名为“认识论危机”。[3]认识论危机可能出现在个体的历史上——出现在各式各样的思想家身上，如奥古斯丁、笛卡儿、休谟和卢卡奇已给我们留下了这种危机的记录——亦可发生在群体的历史上。但它们还可以是整个传统内部的或相对整个传统而言的危机。
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其发展中的每个阶段，对被构成的传统探究极为重要的，将是其目前盖然性的、未解决的难题及未决的问题之安排日程。通过参考这一日程，在使得合理性进步朝着某些更高阶段发展的过程中的成功或失败，将会得到评价。在任何阶段，任何被构成的传统探究都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通过以它自身进步的标准来衡量，它已经无法再获得进步了。迄今为止人们信得过的探究方法已变得无效了。对关键问题的各种对立答案的冲突，再也无法得到合理解决。更有甚者，实际上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即探究方法和争论形式的运用（通过这种方式，取得了迄今为止的合理性进步），开始产生越来越多地暴露新的不充分性，暴露至今尚未意识到的不连贯性以及新的问题的后果，而在业已确立的信仰结构内部，似乎没有足够的资源或者根本没有任何资源解决这些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