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的“家学”，是他阐述的《春秋》以来的史学家法的传统；他对于“义”的发挥，实际上已包含着对司马迁、杜佑、司马光、郑樵、袁枢等史家之撰述思想的总结。[26]据此，可以把章学诚所强调的史学之“义意所归”的思想，概括为以下几个要点：一是明大道，二是主通变，三是贵独创，四是重家学。其中贯穿着尊重传统而又不拘泥于传统的创造精神，而“别识心裁”“独断一心”正是这个思想的核心。章学诚所说的“史意”，大致可做这样的理解。
《文史通义》所展开的史学批评，自以“史意”为基本着眼点。章学诚评论《左传》《史记》《汉书》这三部书的关系，指出：“就形貌而言，迁书远异左氏，而班史近同迁书”；但“推精微而言，则迁书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迁书也远”。这是因为：“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27]只有不仅从形式上判断，而且从思想上分析，才能得到这样的认识。他评论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说：“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由此，他进而认为：“书有作者甚浅，而观者甚深”，“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本一理耳。”[28]这就不仅指出史书作者的创旨。而且讲到了批评家从中窥见的深意，从而使作者的创旨在理论层次上提高了。章学诚对《通志》的评论中，其所谓“史意”的主旨，更是清晰可见。他说：郑樵“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自迁、固而后，史家既无别识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29]，这是对“史意”的一个极好的注脚。